导航

行业新闻

行业新闻公司动态

艾灸起源考证

2019-01-11 10:25:25 232人 已读

摘要  本文从灸法的起源、灸材的广西快乐十分注册和艾的灸材主体地位确立时间等方面对艾灸起源进行了文献考证与合理推断,初步推测艾作为灸材使用出现在战国中期,约公元前 300 年左右,到战国后期和秦汉之间时,艾作为灸材的主体地位稳定下来。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夏循礼,副教授,研究方向:本草文献与本草文化,本草药物功效作用及其物质基础。

 

艾灸,也称艾灸疗法,是以艾绒为灸材,熏烤人体穴位来调整人体的生理或病理过程,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中医疗法。艾灸疗法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主要利用“温热刺激”,针对患者经络穴位治疗疾病的手段之一,有温阳补气、温经通络、消瘀散结、补中益气等作用,广泛用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疾病。关于艾灸的起源,即艾绒作为灸材对患者施灸理疾疗病的开端,始于何时,则医籍药典不见明文记载,本文试以经典文献为考证依据,尝试分析推断艾灸的起源。

1 灸法的起源

灸法是与穴位(腧穴)相关的,穴位是怎样发现的呢?

朱钦士有一个很有趣、也很有启发的推测[1] :牙痛是一件很令人烦恼的事。在远古的生活条件下,牙痛会更加折磨人。如果有一天,我们祖先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的三角区受伤出血(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为了止血,他会对出血处进行按压。出乎他的意料,这一“按压”使他的牙痛减轻了。这个位置,就是后来称为“合谷”的穴位。那时候我们祖先的食物粗糙混杂,卫生条件又不好,吃坏了东西肚子疼是常有的事。如果有一天,我们祖先的膝盖前外下方受伤出血(这也是腿部最容易受伤的部位之一),他去“按压”止血,突然发现他的肚子疼减轻了。这个位置就是“足三里”穴,也是效应最强、现在使用最多的穴位之一。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穴位的发现,也许就是从这两个效应最强、又处在最容易受伤位置的两个穴位“合谷”和“足三里”开始的。它们所对应的,也正是我们祖先最常见的病痛(牙痛和肚子痛)。所以它们最有可能首先被发现。

按压身体的某个特定部位(穴位)能减轻身体其他某处部位的病痛,这在医疗条件几乎不存在的古代,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发现,它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一个有效而又简易的治病方法。同时,这也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一旦我们的祖先认识到“按压”某些位点能镇痛,他们就会继续去探索,寻找更多的镇痛点,就会发现更多的穴位。

灸法的起源,应该稍晚于或者接近于穴位的发现时期,在人类掌握用火之后。火既可使人类躲避猛兽的侵袭,可以熟食,又可抵御严寒酷冬的恶劣气候。可能的情况是:我们的祖先在用烧热的(有时也可能是太阳晒热的)卵石取暖的过程中,发现热的卵石贴近或者抵触在身体的某些特殊的部位也如同“按压”一样,有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痛的效果。这也许就是“灸”的开端。与“按压”和针刺穴位一样,这种治病方法简单易行,在古代的原始条件下就能施行。

穴位发现和“灸法”起源的过程,如同人类社会许多其他发现一样,既充满了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穴位发现和“灸法”起源的年代,大概还没有发明文字,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系统的医学思想,它是人类社会广泛的、原始的劳动生活与医疗实践的开端。经过漫长的、持续的劳动生活与医疗实践,中国医学思想和理论慢慢形成,在后世众多医学家的探索与整理下,凝练成了中国医学的宝库之一——经络和针灸。后世医家和医书所描述的灸疗灸法源于传承与发展。例如《左传》所载[2] :成公十年(公元前 581年),晋侯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医缓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此处“攻”即是灸法,“达”是针刺法,“药”为汤药之类。)又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曰[3] “北方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

2 灸材的广西快乐十分注册

“灸法”开端之时和继后的一段时期,“灸材”(施灸的器材)可能以卵石、石块之类的石材为主。卵石经久耐用、取材容易、携带方便,加热之后的卵石温

度较高时可以隔着衣物熨烫穴位,稍微冷却后也可以直接抵触穴位,达到很好的效果。后世医学经典所谓“针砭”的“砭”应该就是针灸之初的一种原初状态,细条状的砭石对穴位的按压既可能是针法,也可能是灸法,特别当砭石正好受过热而有一些温热效果的时候,砭石的作用方式很有可能是“针”、“灸”难分或者“针”、“灸”皆有的。

但是卵石之类的石材作为灸材的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温热不匀,刚加热之时温度较高,时间稍长又温度太低;最主要的不足之处在于温热不能持久,因而疗效也就常常得不到保障。因此,寻找、试验更好的灸材,也就自然成为灸法接下来的医疗实践与探索主题了。

从《黄帝明堂灸经》以及《针灸资生堂》等的相关论述可知,先后尝试过的灸材有各种树木、竹材等。如《针灸资生堂》引《下经》说[4] “古来灸病,忌松、柏、枳、橘、榆、枣、桑、竹八木,切宜避之,有火珠耀日,以艾承之得火,次有火镜耀日,亦以艾引得火,此丸皆良,诸藩部落用镔铁堦石,引得火出,以艾引之。凡人卒(猝)难备,即不如无木火,清麻油点灯,灯上烧艾点灸是也,兼滋润灸,至愈不疼痛。”

从上文可知,包括“松、柏、枳、橘、榆、枣、桑、竹”八木在内的大量木材、竹材应该都作为灸材试验过,才得出了此“八木”“切宜避之”的结语。同时,从上文还可以推断,在“古来”时期,人们对于灸疗的“火种”来源还曾经一度迷信过,以“火珠耀日、火镜耀日”而“艾承得火、艾引得火”为良,只是诸多不便,后来才发展认识到“清麻油点灯”、“灯上烧艾点灸”也可达“至愈不疼痛”的良好疗效。

作为灸材,除了温热品质,还有一些物理特性需要考虑:以手持握,要有一定的长度,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因此最初可能在树木、枝条等方面选取和尝试。当然,灸疗最主要的特征还是灸火的温热与持久,这是最终选取艾叶作为灸材和把艾叶揉搓为艾绒制成艾柱、艾条来施灸的主要原因。因为艾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不难发现它的温热品质和物理特性这两方面的优点。艾灸的出现,或者艾与灸疗的邂逅只剩下一个“结合时点”的问题,应该得益于“古来”广大劳动人民和医家在日常生活和医疗实践上的积极探索与偶然(也是必然)发现的完美结合。

3 艾灸的起源考证

灸疗的发现或者发明不是必然以艾作为灸材的,而艾却天然是最好的灸材。

艾与灸疗是什么时候开始结合的呢?艾在作为灸材使用之前,可能已经长时间地作为火种在使用了。因为艾火燃烧均匀,延时长久,携带方便,具备成为一种良好的火种的各项品质。艾作为火种使用,可以从《博物志•卷四•戏术》的记载[5]推测:“削冰令圆,举而向日,以艾于后承其影,则得火。”这可能也是艾又名“冰台”的缘由。火种在“古来”劳动人民和社会各阶层广泛使用。艾灸有可能发端于怀揣火种的某个人,突然发生了某种病痛,此病痛已经知道是适于灸法治疗的,而他一时无从获得当时流行的灸材来施灸,就灵机一动地用随身携带的“艾绒火种”进行灸疗处置,发现其良好的灸疗效果,因而传播推广开来。

当然,艾灸(即艾作为灸材实施灸法疗疾)的起源我们不能仅凭想象,需要从艾的各种文献记载、特别是医籍药典来考证与解析推断。

《诗经•王风•采葛》(《王风》约为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720 年期间作品)篇载[6]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采葛》全文提到三种植物,即葛、萧(东晋郭璞注云“蒿”)和艾,此三种植物,皆为古时和现代南方地区常见常用之物,葛可绩麻织衣,萧(蒿)可采作烧柴,艾为芳香之品,挂在户窗庭院,可以辟邪,还可以夏季浇汤洗澡,洁肤解乏。这些习俗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方沿用。从《采葛》诗文不能确凿推断此时艾作为灸材使用。即使如汉代毛亨所注“艾所以疗疾”也不能推断艾就是作为灸材使用,因为艾本身也是一味“古来”本草药物;由于《王风》所处的时代,医巫不分、亦医亦巫、巫中有医的状况是存在的,户窗庭院悬挂艾叶作为“取象比类思维模式[7] ”的“驱邪、避邪”的“取象”来使用,艾叶药用就是用于避邪驱邪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现代医学实验证明艾叶的挥发油确有消毒杀菌、防治疫病的功效,这是后话了,在《王风》所处的时代是没有认知到的。

《离骚》 (屈原生活于约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有云:“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8]这里把“艾”与“幽兰”进行比较,并且分别使用的是“服”“艾”和“佩”“幽兰”的用词,说明艾是作为香草来使用的。尽管艾不是屈原这种士大夫很欣赏的幽兰之类的佩饰物,但常见诸其诗篇,是广大劳动人民喜爱和佩饰的一类“民间”香草。所以屈原在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死后,楚地民众设端午节以纪念他,并且集中在端午节当日采艾以祭祀他,以至于后世发展形成了端午日采艾为艾叶采择的最佳时日的习俗。此外,后世楚地民俗“悬艾人,戴艾虎,饮艾酒,食艾糕”可能是由此逐渐衍生、发展出来的。这些文献与艾作为灸材没有直接联系,和《诗经》记载一样,表明艾叶是当时上至士大夫、下至百姓民众习用常见的一种物材。

《庄子•杂篇•让王》(庄周生活于约公元前 369 年至公元前 286 年)有“越人熏之以艾”的记载:“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

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9] 此处之“熏艾”不可解为“艾灸”之义,而是因为艾燃烧后烟雾易散、气味浓烈之故,用之以驱使王子搜从丹穴出来。不过从此处可以推测,熏艾可能在此时已经比较常见和常用,比如夏天驱逐蚊蚋、春夏之交预防时疫等。但是,知晓燃艾烟雾和气味的特征,是否来自于艾灸,或者来自于“熏艾”(燃烧艾叶或艾绒,以其挥发性成分的药用功效疗疾,比如皮肤疾病、各种有害微生物致病的时疫等)经验,就不能妄自揣测了。

《孟子•离娄上》(孟轲生活于约公元前 372 年至公元前 289 年)有“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的辞句[10] 。从此处只能得出艾治疗久病之症的功效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而不能直接得出艾为灸材、艾灸治“七年之病”的结论。不过,我们可以从艾的药用和灸用特性来推测:此处艾是作为灸材使用而以艾灸疗疾的表述。艾为一年生草本植物,三年之艾,不是生长三年的艾,而是采摘后储存了三年之久的陈艾。艾灸以陈艾为佳也是医家共识,现代也有相关实验证明。艾灸长于沉疴,所谓“七年之病”当为沉疴,正是艾灸所长。这一点,也可以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得到佐证:“凡用艾叶,须用陈久者,治令细软,谓之熟艾。若生艾灸火,则伤人肌脉。故孟子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11]

《五十二病方》(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中记载了两个用艾治病的医方:①治穨方[12] ,取枲垢,以艾裹,以久(灸)穨者中颠……②治胊痒方[12] ,燔其艾、蕈……令烟熏直。这两个用艾的医方,对艾的使用不同,前者为灸法,即艾灸;后者为熏法,用药物燃烧,以烟雾“熏蒸”患者病灶处。灸法和熏法有区别,灸法针对穴位施灸治疗,病灶在同一经脉(或络脉)上的某处;熏法直接针对病灶部位施治。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早记载艾灸的文献记载。在《五十二病方》中还有“以蒲灸治疣方”记载[12] ,说明这个时期除了以艾作为灸材以外,其他的灸材(比如蒲)也在同时使用。

《灵枢•经水》(成书时间约为战国后期至秦汉时期)有“其治以针艾”条文[3] 。所谓“其治以针艾”,意谓“用针灸进行治疗”。在这里,直接以“艾”指称“灸法”,表明艾作为灸材的主体地位基本得到确立,应该不再存疑。后世尽管还发展出了悬线灸、药灸等灸疗疗法,但都只是一种补充,并不影响艾作为灸材施灸疗的主体地位。

基于上面的文献考证和分析,艾灸起源的时间基本可以推测在战国中期,即公元前 300 年左右,经过战国后期的发展,到秦汉之时,艾作为灸材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这个推测可以通过孟子的“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五十二病方》的“治穨方”和“以蒲灸治疣方”以及《灵枢》的“其治以针艾”形成一个基本完善的“证据链”。

4 艾灸的起源不必等同于艾的本草记载时间

关于艾灸起源和艾的本草起源问题,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争论或者困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艾的灸用(即艾作为灸材使用)和艾的药用(艾作为本

草药物单用或者组方使用)。这两个问题都纠缠在《神农本草经》没有收录“艾”,而直到本草经典著作《名医别录》才收录“艾”。因为这个缘由,有些人甚至臆测《神农本草经》的“白蒿”可能是“艾”的误用或者混用。但是只要仔细辨析“白蒿”和“艾”的性味功效主治[13],[14] ,便不难作出结论:白蒿与艾不是同一种药物。

考究艾灸的起源需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艾灸的起源不必等同于艾的本草记载时间。理解这个问题要区别艾的三重“身份”:日常芳香及生活物材、灸疗灸材、本草药材。“日常芳香及生活物材”之用可见于“火种”、以及上述《诗经》《庄子》和《离骚》等作品中;“灸疗灸材”之用可见于上述《孟子》《五十二病方》和《灵枢》等著述中;“本草药材”之用可见于《五十二病方》和《伤寒杂病论》的“芎归胶艾汤”和“柏叶汤”等医籍中[15] 。艾的三种不同功用的出现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时期,“日常芳香及生活物材”最为原古,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和发展了艾的某些特征和功效,开始成为灸疗的灸材并逐渐占据主体地位,同时也展示出其药用价值,并且出现在古代本草著作中的某一种或者某几种中,在陶弘景编纂《名医别录》时被收载进入。而当艾的三种功用都被发现以后,其药用、灸用与日常使用(香料等)是可以在同一时期并存、各自分别使用的。

《神农本草经》不收录“艾”不能成为否认艾的本草属性的证据。首先,成书早于《神农本草经》的《五十二病方》载药名 247 个,只有约半数药名见录于《神农本草经》,其余近半数药名不见录于《神农本草经》[16] 。可知《神农本草经》没有收录成书时所知的所有药物,编撰者有所选取,只是择录了当时主要的、基本的药物 365 种。其次,《神农本草经》是一部药书,当然收录重要的、主要的药物,而艾此时主要作为一种灸材使用,“药”味并不厚重,没有选入《神农本草经》也能理解。再次,《名医别录》的成书时间和艾叶药用的时间并不一致,艾叶药用的时间要早于《名医别录》的编纂时间。《名医别录》收录的古时名医在其所处时代的各种本草著作中增录的药物,其中有一些药物在古代文献中是与《神农本草经》药物共存的。《神农本草经》收载了古时各种本草著作中的 365 种常用药,其他的药物因为不同的原因,没有进入。陶弘景对这些没有进入《神农本草经》的药物进行整理,编纂成《名医别录》。因此,其所收载的药物的药用时间要早于其成书时间,有些甚至与《神农本草经》收载的药物的时间是相同的,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14]。

 

参考文献

[1]朱钦士·经络现象纵横谈(一)[EB/OL].[2011-08-10].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82158-473650.html.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849.

[3]黄帝内经[M].郝易,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1:28.

[4]梅全喜.艾叶的研究与应用[M].北京:中医中医药出版社,2013:4.

[5]晋•张华.博物志(外七种)[M].王根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3.

[6]金启华.诗经全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149,163.

[7]张焱.黄帝内经史话[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3:4.

[8]战国•屈原.楚辞[M].林家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25.

[9]庄子今注今译[M].陈鼓应,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796.

[10]孟子[M].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54.

[11]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柳长华,柳璇,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493.

[12]尚志钧.《五十二病方》用药方法概况[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86,6(1):41-42.

[13]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67.

[14]粱•陶弘景.名医别录(辑校本)[M].尚志钧,辑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15]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M].罗哲初,手抄.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154,161.

[16]尚志钧.《五十二病方》与《神农本草经》[C]//长沙马王堆医书研究会.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第二辑.长沙:湖南中医学院,1981:78.

 

 

 

(原文刊载于《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4年8月第38 卷第4期 )

QQ

邮箱

hkeocp@163.com

顶部